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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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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年:"民族救星"与马屁文化

July 19, 2017

BBC 中文网 2017年7月17日

图片版权 BBC CHINESE

台湾在民主化之前曾经经历一段如今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年代,那是一个上下充满着拍马逢迎还有阿谀奉承的年代。

1949年,蒋介石来到台湾,把台湾当作是所谓的"复兴基地",朝思暮想的就是"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但是他面临了一个重大的挑战。

虽然蒋介石号称领导中国对日抗战八年、"赢得最后的胜利",不过对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而言,人民对他是陌生的、因为日本在战时的宣传,所以人民对他的印象可能还是非常负面的。

更何况两年之前,国民政府大力镇压228事件,对"退一步即无死所"的蒋介石而言,台湾并非所谓的"顺民之地",而跟着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的大约两百万军民,不但未必每个都是对他忠心耿耿,也许还有不少人质疑这位把大陆江山丢掉的"世界伟人"。

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之后,为了巩固在台湾的执政,国民党政府对内政肃异己、对民间则是启动了后来被戏称为"造神"的行动,伴随而来的就是如今看来是逢迎拍马的荒诞行径。

六十年代,蒋介石身体状况还可以,故而几乎每年都会在纪念辛亥革命的双十节发表讲话,内容大同小异,无非都是反攻必胜、建国必成、"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讲稿最后循例由蒋介石带领众人高呼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但是结束之后,他身旁的各级官员就会立刻举拳高呼"蒋总统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奏起从戎乐,蒋介石夫妇面带笑容挥手致意转身离开发表演讲的总统府阳台。

历史课本从三皇五帝一路到民国34年(1945年),但是不提之后大陆如何"江山异色",每到10月31日也就是所谓的"总统蒋公华诞",政府控制之下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就播放"领袖、领袖、伟大的领袖、你是大时代的伟人、你是大时代的舵手...........",歌颂这位"民族救星"。

蒋介石1950年在舟山群岛撤退之后写给胡琏将军的亲笔函,内容明显看出当时对战局担忧不已。图片版权 BBC CHINESE Image caption

当年台湾要发展航空工业,从美国民间弄来了一种双座轻型螺旋桨飞机的蓝图,以克难的方式生产了第一架"国造"轻型教练机,并在蒋介石生日的时候"呈献"祝寿,故而命名为介寿号。

后来台湾取得美国授权在台湾装配F5E型战斗机,也是循例在蒋介石生日的时候"呈献"祝寿,取名为"中正"号,如此的例子不一而足、比比皆是。

虽然如此,也不见得所有的逢迎拍马都能取得欢心,例如台湾不少地方都有中正路,但是中央政府"播迁"所在地、临时首都--台北市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据称原本是有此一计划,不过这条路既然是主要干道就会很长,很长又会与多条其他干道交叉、交叉按照习惯就会分段,也就是中正路一段、二段. ........,因此被认为"甚为不宜",所以台北没有中正路,而分布在台湾的中正路也因此没有分段。

在台湾民主化之后,这些在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行径虽然已经不复存在,而对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而言,如今想来可能会哑然失笑。

 

蒋经国以专制打开自由路

July 17, 2017
 

今日看点 | 蒋经国:以专制打开自由路

2017-07-17 公知看天下

 

 

 
重磅一:应该让国人都知道的蒋经国先生
 
 

  出处:假装思想者

 

2017年7月17日

摘要

 

1.清廉

 

蒋经国先生的清廉表现在自身清廉与严惩腐败,而且从获得第一份官职开始,直到去世50年的从政生涯,“官”越做越大,一生如此,这样的坚守谁不崇敬。这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个政风,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界定,才能真实对蒋经国先生的清廉给予准确评价。

 

首先,自身清廉。1944年8月1日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着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其次,严格家人。蒋经国先生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助任何人说情,以从中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明确规定不到28度,官邸不许开空调,以致于夫人不得不到阳台乘凉;蒋经国先生去世后,靠先生20个月的俸额115万2000元新台币为生,生活异常拮据。

 

年迈的蒋方良对俄罗斯还怀有一份感情,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她从媒体上得知,问胡献堂:“我想见见他,你看找谁安排?”胡献堂打电话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办妥了。见过面后,胡献堂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祖国后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去世前,蒋方良问可否葬在丈夫身边,其言令人潸然泪下(在中国传统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因先生长期的严格管束,担心这样的要求是奢望)。

 

再次,打击贪腐。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他经常如此)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最后,政风清新。由于蒋经国先生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清廉使蒋经国先生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老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无人敢难,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了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2.为政

 

这里的为政主要是指蒋经国先生为政的目的与为政的方式。蒋经国先生在台的统治,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

 

先说一心为民。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被老子干预放了,无奈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最终与孔宋权贵结怨;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与人民关系密切);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俞国华(“行政院长”)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再说一生亲民。在赣南,蒋经国先生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许多决策灵感从中产生);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在整个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同意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这就是贫民“总统”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国民党能够在民主化之后人民没有抛弃它,就在于国民党享有了蒋经国先生为民、亲民累积的丰厚的政治遗产。

 

3.胸怀

 

令人钦佩的是,蒋经国先生的胸怀不仅为专制的统治者所“不可思议”,就是民选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比肩。

 

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先生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先生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绝不是为了发泄怒气,而是想问问刺客为何有怨恨,但为美方劝阻),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后交20万美元的保释金放了);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先生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方面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世界上如此维持秩序的,恐怕绝无仅有)。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先生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时(此时尚未正式宣布解除“戒严”),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欲抓,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12月25日上午,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在“国民大会”致词时(期间秘书长何宜武代他宣读,此时已说话艰难),在坐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当面攻击他。

 

他的部属要严厉还击被制止了——他完全有这个能力还击的。半个月后的1988年1月10日,蒋经国对着他的一个孩子忽然开口:“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3天后,蒋经国吐血而亡。

 

 

民主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妥协,而妥协是需要胸怀的,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先生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先生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只要有理)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最主要体现在民主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民主着陆的平静、有序(不是没有冲突与对立,而是没有大的流血,更没有死人)为所有国家或或地区仅见。

 

4.政绩

 

着重说说经济成就。蒋经国先生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6.9%,1960-1969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速度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这是蒋经国先生对台湾的民主能够平稳着陆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这一基础确保了民主化后,整个台湾的国民能够理性地享有突然而来的那么多的民主权利——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过度巨大形成的对立,往往会导致民主到位后的不稳定,并将民主制度摧毁(这样的国家或地区俯拾皆是)。所以,没有高经济速度发展而贫富差别较低的经济基础,蒋经国先生具有再大的权威、再大的心愿,恐怕难有民主的和平着陆。

 

最后,我们将传记作者漆高儒的一个总结转述如下: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

 

 

蒋经国先生去世后,仅有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大溪凭吊,近10年来,对台湾几位“总统”的民调,蒋经国先生总是第一,连民进党的大佬除了攻击他的专制没话可说。张学良老人说过一句十分深刻的话,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台湾的蒋介石就完蛋了。

 

我们也许不能用完人来颂扬他,他的三大缺陷谁也抹杀不掉,特务统治(主要应对异党)、打击政敌(主要指整垮孙立人与吴国桢)与婚外恋情(不止一次),但可以用伟人来敬仰他,永远地敬仰他——他统治期间,呕心沥血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腾飞,也最终顺应潮流代价最小地实现了台湾的民主,从而完成了人的升华——一个曾经的专制统治者的彻底升华,这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真正骄傲。

 

 

 
重磅二:马英九今天谈解严30年:蒋经国举重若轻
 
 

  作者:小谈哥    出处:台湾论谈 

 

始发时间:2017年7月15日

摘要

 

30年前的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解除“台湾地区”的戒严令,此举影响极为深远,彻底改变了台湾的政治发展轨迹。今天上午,台湾举办“解严30:台湾迈向开放民主专题座谈会”,老干部马英九发表了20分钟的演说。

 

曾跟随蒋经国先生7年的马英九,在演讲中回顾了当初蒋经国决定解严的过程,并评价他“以威权终结威权”,“举重若轻”。

 

马英九说,1986年,华盛顿邮报与时代周刊访问蒋经国,刚好那时他担任蒋经国先生的翻译。对方问:“总统先生是不是要解除戒严?”蒋经国回答:“是的,我们修改了‘国家安全法’之后就会宣布”。

 

马英九说,当时听了蒋先生的话,“浑身上下像触电一样,感到极为震撼”。

 

马英九继续回顾,在此之前,蒋先生问他(马英九在演讲中模仿着蒋经国的口音):“英九,你去查查看,‘戒严’在英文里怎么说?”“是Martial Law”,“你去查查看”。于是马英九查了大英、大美等5种工具书,向蒋经国报告。

 

当蒋经国得知Martial Law还有military control(军事管制)的意思时,眉头一皱:“我们没有军事管制啊!”马英九当时感觉:他开始尝试了解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

 

在演讲中,马英九还讲了一件与解严有关的重要事情。有一天,蒋经国将他叫到“七海寓所”官邸,问他:“英九,政府迁台时有没有宣布还代表着全中国?”

 

当时,国民大会正在准备修宪,有人提议继续设立大陆代表,以符合宪制。马英九反复查阅了政府公报,确定没有,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当时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只要依据宪法治国就是代表全中国,不需要设立大陆代表。

 

马英九在演讲中说,当天晚上从七海寓所走出来后,松了一口气,看见满天星斗,心里很舒畅。他说,从那以后,国民大会就没有了大陆代表。随后,马英九在今天的演讲中又说了一句:

 

事实上我们现在也代表着全中国。

 

 

马英九还分享了一件逸闻。宣布解严后,最苦恼的是新闻局:党外杂志还管不管?尺度怎么定?新闻局的人拜托马英九去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说:既然解严,当然要越来越宽,否则不是走回头路嘛?

 

马英九评价说,解严前,台湾面临着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冲击,蒋经国把所有冲击都吞下来,转化成改革的动力。马英九说:“我跟随蒋先生7年,了解他在威权体制内生长,却又亲手终结了威权体制,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还举重若轻。”

 

1987年12月25日,台湾举行“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后,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在出门时,回头深情地看了一眼全场。18天后,蒋经国病逝。

 

 

 
重磅三:台湾为什么在三十年前选择走向自由化?
 
 

  作者:薛化元   出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始发时间:2017年5月19日

摘要

 

1949年5月20日,台湾宣布临时戒严(Martial law),但是并未依法呈报政府中央核准,8月,省政府主席陈诚呈请行政院核准将台湾(纳入之前的全国戒严令)划为接战区域,中央政府核定后,1950年1月开始实施。而在戒严令下达之初,就制定了“台湾省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限制人民的基本人权,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告解严。当年总统蒋经国作为政治强人,同意解除戒严,是影响台湾后续政治发展的关键转折。

 

蒋经国当年决定解严,与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压力有关。

 

“党外”与美国同时要求改革:1979年,美国不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而以《台湾关系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规范美国与台湾关系。自1980年代以降,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透过听证、通过决议案,以及行政部门以“美国在台协会”为媒介,持续对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发展表达关心。美国更加重视台湾政治改革及自由人权的发展,是后续台湾的政治改革有利的外在因素。至于解除戒严的政策,实际上也受到来自美国压力的影响。

 

而在台湾内部,除了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持续主张改革和解严外,中小企业主和专业人士为主的新兴中产阶级也倾向支持政治改革。虽然国民党当局掌握了庞大的资源,和有力的选举动员,党外诉求改革主张,透过定期的选举仍然吸引相当的支持,这也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面对解严等改革要求。

 

此外,蒋经国执政的1980年代,发生多起的弊案与涉外人权案件,也迫使主政者不得不采取改革的措施。这些包括1981年的陈文成博士,在遭到警备总司令部(当时为台湾维护公共安全的机关,隸属国防部,简称“警总”)约谈后,被发现陈尸于台湾大学校园内的“陈文成事件”;以及1984年,军情单位派人暗杀旅居美国旧金山以撰写《蒋经国传》闻名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的“江南事件”。尤其江南案还牵涉到蒋经国之子蒋孝武,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面对上述对蒋经国总统及国民党本身威信带来相当大伤害的一连串事件,1985年底,蒋经国公开声明:继任总统必依宪法产生,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明示蒋家将退出台湾第一线的政治领导工作。

 

 

1986年党外人士突破党禁,宣布组成民主进步党,直接冲撞戒严体制的底线。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在民主进步党宣布成立之际的政策决定,有关键性的影响。当时,包括军情机关的保守派势力主张强力镇压,但蒋经国拒绝了逮捕相关人士的建议,在国民党中常会宣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另一方面,蒋经国则借着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董事长葛兰姆(Katharine Graham)采访的机会,表达了将推动改革,但提出了“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的改革底线。

 

可以说,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当局选择顺应改革的方向,以改革争取美国为主的外在支持,决定解除戒严。

 

解严是一种统治体制的转型:虽然解除了戒严,但解严是有限度的。解严之后,军事体制(军法审判)的影响力大减,要求进一步改革的政治、社会空间加大。但是,蒋经国执政晚期,并没有准备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人民无法透过选举决定执政者(党),而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仍受到限制,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仍有待继续推动。

 

当时,蒋经国以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作为解严的前提,加上台湾的动员戡乱体制依然持续,《惩治叛乱条例》、《刑法》100条等箝制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法律,也持续运作。这也是郑南榕因为杂志刊登“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1989年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叛乱罪强制拘提时,自焚抗议的背景。

 

而《国家安全法》除了标举“三原则”的改革底线,使“三原则”在终止动员戡乱、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100条修正后,成为后来限制台湾表现自由的重要根源,更严重的是,第9条更扼杀原本解严后体制内转型正义的推动。

 

从长期的戒严体制解严,事实上也是统治体制的一种转型。

 

根据《戒严法》第10条规定,戒严令下受到军法审判的平民,订有体制内的救济机制,“均得于解除戒严翌日起,依法上诉”,寻求由司法机关重新审判。如此,当事人及其相关案件,可以在解严之后,在司法审判过程,得到厘清真相的可能。可是,《国家安全法》第9条规定,平民遭到军法审判,“刑事裁判已确定者,不得向该管法院上诉或抗告。”剥夺了前述戒严时期平民遭军法审判案件,根据《戒严法》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能。如此,解除戒严的自由化改革根本达不到《戒严法》所规定的效果,相关案件的档案也没有可能因为实质的再审移送司法机关,使被害人和律师得以了解事件的真相,至于国民党当局也回避体制内历史清算的可能。这也使得台湾戒严体制内原本有限的转型正义可能,遭到阉割,而无法实现。就此而言,在历史脉络中,蒋经国是解除戒严的重要推手,也必须负起解严后“转型正义”受阻的主要责任。

 

1988年,蒋经国过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当时台湾仍处于“动员戡乱时期”,长期没有改选的“国会”(又被称为“万年国会”)依然持续。李登辉一开始沿续蒋经国的政策,而在1990年当选总统后,开始展开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

 

当年,除了美国国会早就通过要求台湾民主改革的法案,民进党也持续要求改革,加上当时爆发“三月学运”,扩大了国会全面改选的重要社会支持。透过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明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的期限,再透过终止动员戡乱,废除《宪法》附属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宪法》增修条文提供国会全面改选及政府组织重组的宪法依据。1991年及1992年立法院与国民大会相继进行全面改选,台湾民主化改革跨进了关键的一步。

 

另一方面,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后,由于旋即发生“独台会事件”。被逮捕的嫌犯主要是因为接触史明的言论、著作而获罪,使国人及政治人物重新省视台湾的“非常刑法”对人权的箝制问题。而在舆论、社会运动及反对党派的改革诉求下,当时总统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当局决定废除《惩治叛乱条例》,修改《刑法》100条,终结白色恐怖,在某种意义下是台湾落实自由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尔后,再透过历次的《宪法》增修条文的修正,完成了地方自治法制化与总统直选的工程,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人民透过定期的选举可以决定执政者,而完成了民主化最关键的改革。

 

2000年台湾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和政权和平转移。不过,台湾对于长期“非常体制”侵害人权的历史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历史检讨,“近代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将人权作为宪政体制的优位价值,并未深入政治体制的运作。

 

 

 
重磅四:蒋经国——台湾民主“开闸者”
 
 

  作者:魏城    出处:英国《金融时报》

 

始发时间:2012年1月13日

摘要

 

24年前的今天,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逝世。就在他逝世的13天前,台湾宣布解除报禁;就在他去世的半年前,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这些决定打开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闸门”,也使明天举行的多党竞争的总统、立委选举成为可能。


记得1987年蒋经国解除戒严时,我还在中国大陆媒体工作。当时与一位大陆媒体人谈及此事,他说,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毕竟是中国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创立的,蒋经国也一直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培育,民主意识如果没有流淌在他的血液中,至少也潜伏在他的DNA中,蒋经国解严开禁之举,便是他一心想在告别人世之前实现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遗训的体现。


此言似乎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蒋经国都不像是一个为民主化进程“开闸”的人,更别说主动设计、建设台湾的民主制度了:

首先,蒋经国属于“太子党”,是老独裁者蒋介石刻意栽培的蒋家第二代“接班人”。在蒋经国接班时,全球各国,除了君主制国家之外,无论是右翼独裁政权,还是左翼专政体制,只要名义上号称“共和国”,子承父业的国家还不多见,那时的苏联阵营诸国,虽属极权,但既然号称“无产阶级专政”,权力转为家族世袭便难以想象,至于朝鲜金日成公权私授,搞金氏家天下,则是后来的事。而当时的右翼独裁政权,如南越、南韩等,只要不是君主制,权力世袭也颇为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蒋经国似乎是台湾版的金正日。据说他掌权后,还有意培养一个台湾版的金正恩——他的二儿子蒋孝武,只是因为后来外界怀疑蒋孝武卷入了暗杀美籍台湾作家江南的行为,蒋经国才被迫放弃了培养蒋家第三代“接班人”的努力。


其次,蒋经国曾主管过台湾情治部门,台湾很多侵犯人权、压制自由、迫害异见人士的行动都与他有关联。从这一点来看,他又仿佛是台湾版的贝利亚.

再次,蒋经国没有在西方民主国家留过学,反而曾在斯大林治下的苏联长期留学和工作,前前后后呆了12年,并且具有中共党员与苏共预备党员的双重身份。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说过,蒋经国回到中国时,“思想里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虽然回国后血缘亲情战胜了马列信仰,蒋经国与父亲一起坚决反共,逃台后又共同建设所谓的“自由基地”,但他头脑中仍然没有什么自由民主思想。1955年,美国学者怀丁(Allen Mhiting)访问蒋经国时,蒋经国曾对怀丁说:“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被共匪攻击得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但惟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们就永远没有民主。”就这一层面而言,他又是台湾版的苏哈托。

 

 

但就是这个看似集金正日、贝利亚、苏哈托于一身的蒋家第二代独裁者,却在临终前不久打开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闸门”。


谈到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我比较赞同一些台湾学者的观点:首先,台湾“解严是人民反抗、国际压力与统治者对环境变化的评估(不是仁慈地赐予,而是不得不为)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次,即使是被动所为,蒋经国的改革措施也“明显有其限度,无法与自由化的改革画上等号”。

 

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蒋经国被迫、有限的政治改革的重大意义,而且,恰恰因为蒋经国在台湾、在国民党内的独裁地位,他才能力排众议,解除戒严,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蒋经国临终之前“以专制手段结束专制制度”,台湾的民主才能冲破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力得以推进。即使是曾经多年从事党外民主运动的台湾政论家孙庆余也认为,“蒋经国在世最后两年的开放措施,以国民党的体质来说,堪称是惊天动地。蒋经国若不开放,继他之后掌权的国民党保守派更不可能也不愿开放。而既已开放,除非出现动乱或台独运动失控大事,导致国民党保守派有辞可借,国民党开明派及广大的台湾中产社会也不会容许再关闭了。”


大半生均为典型的威权人物的蒋经国,却因其弥留之际的“开闸”之举而流芳青史:在某些学者看来,小蒋的历史地位因此举而一步便从“独裁者”跃升为“伟人”;在多数台湾民众看来,他的声望甚至远远超越了台湾民主时代的某些著名政治家。


那么,蒋经国为何能够获得学界和民众的如此偏爱?


蒋经国民望遥遥领先,自然与其执政时期一贯的亲民作风有关,也与老蒋死后蒋经国在部分程度上弱化了其父的白色恐怖政策有关,例如,美国学者温克勒(Edwin A. Winckler)就认为,小蒋的统治风格其实是一种“软式威权”,有别于老蒋的“硬式威权”;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台湾,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都承认和肯定蒋经国晚年解严之举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曾说,“至少在东亚地区,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低的。”即使扩及到全球范围,台湾的民主转型也属于较为平顺之列。虽然蒋经国是在民众抗争的压力下被迫作出了有限的政治改革,但在各国民主转型史中,却不乏独裁者面对压力拒不交权、甚至屠杀民众的例子,如菲律宾的马科斯、韩国的全斗焕等,即使是西方民主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其民主转型也都充满了血腥、仇杀、动荡、反复、甚至战争,而台湾能够基本和平地过渡到民主,蒋经国的让步自然居功甚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蒋经国从独裁者到民主“开闸者”的转变,并非仅仅是临终最后一脚,而是至少有一年的研究、筹划和准备:早在1986年3月,蒋经国就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在当年10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石破天惊地对外宣布:台湾准备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蒋经国冥辰20周年时,《先锋国家历史》杂志曾有一篇纪念蒋经国的文章《输给时间,赢得历史》,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习惯了靠特务机关将台湾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蒋经国,也许是第一次见识自己亲自从魔瓶释放出的民主。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


历史应该记住蒋经国弥留之际的这个落寞茫然表情:此时此刻,蒋经国的心情,大概就像整整四年后(1991年圣诞节)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辞职书上签字时的心情:失落乎?欣慰乎?无人知晓,只有落寞的英雄自己知道,独自咀嚼……


但就在此时此刻,这两个亲自打开民主魔瓶的旧体制送葬者的人格实现了升华。

 

 

 
重磅四、蒋经国为何选择自由化
 
 

  作者:张铁志   出处:ft中文网

 

始发时间:2017年5月27日

摘要

 

政治学的基本假设是统治者永远都想要保持政治权力。面对社会要求改革的压力,他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一旦民间压力让其无法忽视,一旦镇压将会付出巨大成本时,威权统治者会考虑实行某种改革,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延续。

 

在台湾,战后二十多年的半极权统治之后,到了197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面临来自内外的重大压力,威权体制出现裂缝。在台湾内部,国民党内出现人才老化问题,因而从六零年代后期他们开始思考人才甄补的议题,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以及结合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力量。此外,1970年的岛内“保钓运动”代表新生代对政府不满,并且转向要求言论自由、政治改革,国会全面改选的议题也被提出。

 

对外,先是1971年尼克松访问中国,该年下半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失去国际支持,并与美国关系面临重大转变。国民党政府深知“反攻大陆”无望,必须向岛内寻求更多的正当性,才能巩固政权。

 

蒋经国于1972年接班,担任行政院长。但在1970年4月26日,当他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访美时,在纽约遭到两位台湾博士生黄文雄、郑自财开枪刺杀,虽然刺杀失败,但对蒋经国带来极大震撼。只是,很难知道这对他两年之后的改革起了什么作用。

 

面对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危机,他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后,标举“革新保台”,在内阁中大举任用台籍人士,如政务委员李登辉等。国民党的中常委之中,本省籍比例从六零年代的百分之十左右,到1972年增加为14%,1976年增加到22%,1979年33%。可以说,蒋经国试图改变国民党的性质,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来强化政权正当性。

 

但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反对力量的新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是1972年开始的定期选举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党外民主运动开始逐渐成形。虽然政治打压不断,但他们开始逐步以组织化方式参与选举、创办杂志,例如成立以“党外”之名的全国性网络。1977年的选举,“党外”在全岛串连,赢得4席县市长、21席省议员、8席台北市议员、146席县市议员、21席乡镇市长。这场胜利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非正式的政团,但也让蒋经国和国民党意识到,不可如此继续下去。因为他们的有限改革,只是为了修补威权统治正当性的危机,而不愿意看到政治权力被挑战。

 

因此,国民党政府开始采取压制行动。1979年1月,警备总部在1月21日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的莫须有罪名逮捕当时的高雄县长余登发父子。翌日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齐集高雄桥头乡,发动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余登发。事后,余登发被判处八年徒刑,桃园县长许信良被停职两年。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党外运动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事后对党外主要人士展开大逮捕,八名党外领导者在军事法庭上被以叛乱罪判刑,其余三十三人亦被判刑二到六年不等,是为“美丽岛大审”。

 

 

很明显,面对越来越组织化的党外民主运动,主政的蒋经国决心要彻底镇压当时反对运动的主要领导精英。但是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时的镇压造成的恐怖气氛并没有吓退反对的力量。当八零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吶喊,且在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势力取得良好战果,整体得票率比七零年代更高。尤其,几位“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出来参选,“讨公道”,都高票当选。次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参选市议员也都高票当选。新一代民主运动者让国民党无法忽视。

 

此后,七零年代点燃的本土意识到八零年代出现更强的“自决”理念,各种社会力的觉醒和新社会运动如环境、劳工和学生,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都让执政党面对新的困境。

 

相比来看,这是类似的刺激与反应:面对1972年之前的国内外危机,刚接班的蒋经国采取了有限的政治改革,希望强化政权正当性,但不愿看到政权受到挑战。到了1987年,挑战已然成形,面对的危机更为巨大,他如果要镇压,可能会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采取了局部的自由化改革(但离民主化甚远,言论自由没开放,国会也没有要全面改选),并且换一套管治架构(如新设置国安法),他们接纳了挑战,但仍希望主导整个政治局面。事实证明,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国民党确实藉由各种资源优势和制度设定,成为可以赢得选举的执政党,直到2000年的内部分裂,才让民进党有机会政党轮替。

 

当然,没有人知道,如果是蒋经国1988年没有过世,国民党会不会在解严之后继续改革,又能否持续赢得选举,而台湾的民主会前进或者停滞。

 

 

 
附录:蒋经国解严,不过是将窃自人民的自由部分“还”给人民
 
 

  出处:想想论坛(台湾)

 

始发时间:2014年11月23日

摘要

 

蒋经国形象在台湾是个迷思,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蒋经国有莫名的好感。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则是不断从媒体中阅读形象极佳的蒋经国。但是,台湾人真的认识蒋经国吗?媒体真的告诉台湾人真实的蒋经国吗?

 

民主与经济推手的迷思:谈到蒋经国,多数人的联想就是解除戒严、十大建设与经济起飞。如此的联想,蒋经国于是变成民主与经济的推手。

 

关于民主推手迷思,蒋经国解除戒严,只不过是将窃取自人民的部分自由“还”给人民;当时还有万年国会,总统是由万年国代选出、直辖市长也得官派,根本没有真正民主可言;言论自由也得等到李登辉任内修改刑法一百条,台湾人才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许,这可解释成蒋经国活得不够久,否则蒋经国一定会推动民主。

 

在十大建设方面,蒋经国实际上当年推动的是“九项建设”,后来增加了核能发电厂,才变成十大建设。然而,蒋经国主导的十大建设,有几项是奠基在日治时期的建设或是蓝图;若非今年高雄石化气爆,台湾人也不会发现原来十大建设炼油厂的前身是日本海军第六燃料厂。而且这些民生建设,早就该做了,国民党政府却是来到台湾快30年才想到要做。

 

无可置疑地,蒋经国担任总统的1970、1980年代的确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黄金年代;不过,这一切还是奠基在美国的优渥美援、日治时期工业基础、美国关税优惠市场以及勤勉的台湾人。早年,美援还包含学童营养午餐与牛奶。

 

喔!或许又会有人说:国民党从中国带来的黄金打造台湾经济奇迹。曾任蒋介石侍从官、国民党副秘书长、财政部次长、主计长的周宏涛,在2003年出版的《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一书中就明言:央行总裁俞鸿钧在1950年6月7日向蒋介石报告,1949年以来运至台湾的国库存金,总共375万5千多英两,但至1950年5月底共耗掉321万2千多英两,仅剩54万2千多英两。周宏涛补述,当时消耗存金最大宗为军费,平均每月须拨付近18万英两,所有黄金在1950年9月就已经耗尽。

 

以上的解严、十大建设与经济是大家朗朗上口的蒋经国;可是,很多人都选择遗忘更多的蒋经国。

 

白色恐怖与黑金统治:谈到蒋经国轶事,莫过于已婚的蒋经国和秘书章亚若生下章孝慈、章孝严(蒋孝严)的故事。章亚若在29岁猝死,其子蒋孝严认为母亲是遭到蒋经国部属谋杀。此外,已婚的蒋经国为了追求平剧名角顾正秋,干脆将娶了顾正秋的任显群罗织“参加叛乱组织”罪名入狱。今日,很多人声讨政治人物婚外情,不过却用两套标准来看蒋经国的感情世界,好似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女人一个换一个是“伟人”的象征。

 

 

蒋经国在感情上如此,在政治上依然。早年的蒋经国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就长期掌控情治系统,打造数以万计的白色恐怖。蒋经国任用的特务头子如保安司令部时期彭孟缉、保密局时期叶翔之、总政战部王升,都像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之流。

 

此外,为了维护民主假象,又不愿民主坐大,他以欺诈暴力方式为国民党辅选,关灯作票就是乡野趣谈。当年,台湾省主席吴国桢要落实宪法实施地方自治,蒋经国指使特务系统恐吓地方领袖,甚至企图谋杀吴国桢。

 

为了铲除孙立人,蒋经国制造假兵变逮捕孙立人。雷震反对蒋介石违宪连任并计划与李万居组党时,蒋经国又用匪谍戏码将雷震逮捕入狱。白雅灿参选增额立委的政见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缴交蒋介石遗产税、解除戒严,结果遭到叛乱罪处以无期徒刑。杨金海与郭雨新组党,被以意图颠覆政府罪名判处无期徒刑。

 

其后就是大家熟知的1979年栽赃美丽岛事件、1980年美丽岛军事审判、1980年林义雄宅灭门血案、1981年陈文成教授命案、1984年情报局长汪希苓派遣竹联帮杀手前往美国暗杀《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等等,都说明蒋经国独裁的本质。

 

除此之外,当新党在1990年代大骂李登辉是黑金教父时,其实蒋介石和蒋经国才是黑金教父始祖。蒋介石与上海黑帮的关系,早在银幕上演过多次;江南案则是蒋经国与黑帮合作的具体案例。“以夷治夷”是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处理地方统治的模式,黑道、地方派系、农渔水利会等系统协助国民党掌控地方。

 

很多人缅怀蒋经国时期中央政治清明,就连地方政治也光明。想想,当年媒体言论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媒体报喜不报忧,人民讯息被蒙蔽,当然蒋经国时代一片美好。1987年,立委萧瑞征因为工程承包问题遭到枪杀身亡;试想,倘若立委遭到枪杀身亡,在今日的媒体可以吵上几天呢?

 

已故中央研究院院士、经济学者邢慕寰教授在1994年2月27日发表〈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正面和反面的教训〉一文,明确指出蒋经国与财团定期会面,对于财团所提意见“凡有所求,鲜不应允。”也就是说蒋经国几乎全盘买单财团的需求。而且,蒋经国也任用财团老板如林挺生、辜振甫担任中常委。

 

此外,为了护航连战亲家陈查某所属的“青果输出公会”打击高雄青果合作社,加上高雄青果合作社主席吴振瑞拒绝购买经济部长李国鼎推荐其弟公司的纸箱,蒋经国特务系统制造了“剥蕉案”,导致台湾出口到日本的香蕉一蹶不振。最重要地,1985年牵涉百亿的十信风暴,更是政商合作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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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点评巴西前总统因贪腐被判刑9年半

July 17,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09

7月12日,巴西一条新闻震惊世界。前总统卢拉因贪腐被判处9年半有期徒刑。这个卢拉不简单,他出身贫穷,是巴西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在他总统8年任期内,巴西史无前例的经济腾飞,并通过一系列社会计划,帮助数千万民众脱贫,引领巴西作为新兴大国登上国际舞台。

这个被奥巴马誉为“地球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准备明年再出山,再度竞选总统。据民调,卢拉支持率高于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但他栽了,竟栽在一栋豪宅上。对他的爆料从这开始,厄运缠上了他。卢拉通过权钱交易,贿款使他成了这套公寓主人。再顺藤摸瓜,他贪污、洗钱涉案金额约110万美元。

巴西与中国大陆倒有些相似:权贵结合,贪官无数,也都在这几年掀起“反贪风暴” 。巴西从卢拉到接他班的总统,到现任总统,及1 / 3以上的两院议员都被卷入违法、贪腐风波。可两国反贪又有一个重大区别:巴西是媒体爆料,民众示威施压,反对党推逼,司法独立调查、判案。这是多元政治下、阳光下的公开反贪路子。中国是某党“纪委” 专权暗箱操作,可秘密向纪委爆料,不可公开媒体“爆光” 。整谁不整谁,制度有多黑,老百姓不知情,别插嘴。两国之差,一目了然。

2017 / 7 / 1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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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前总统卢拉贪污罪名成立被判入狱九年半(2017年07月13日 05:52:39 _凤凰资讯 来源:央视新闻

地时间12号,巴西前总统卢拉因贪污罪被判处九年六个月的监禁。这是自1988年巴西宪法生效以来,首位遭到判刑的巴西前总统。

作出此判决的巴西联邦法官莫罗表示,基于卢拉使用赃款购买和装修其位于圣保罗的一套房屋这一事实,依法判处其贪污罪和洗钱罪。法官表示,鉴于案件的特殊性,卢拉拥有上诉的权利,但卢拉目前尚未作出回应。

巴西前总统卢拉 因贪腐被判刑9年半2017-07-14 10:25 搜狐新闻 来源:人民网)

巴西前总统卢拉召开记者会首次表态称自己无罪

当地时间7月13日,巴西前总统卢拉在位于圣保罗的劳工党办公室召开记者发布会,他称自己无罪,定罪没有任何证据,是政治角力的结果。这是卢拉自7月12日被判贪污罪名成立以来首次表态。在发布会上,卢拉也正式表态将争取获得党内总统参选人资格参加2018年的巴西总统大选。当地时间7月12日,巴西前总统卢拉因贪污罪被判九年六个月监禁。这是自1988年巴西宪法生效以来,首位遭到判刑的巴西前总统。根据判决,卢拉拥有上诉的权利。(2017年07月14日06:29 央视新闻

台湾解严30年 邵玉铭谈蒋经国模式能否在中国复制

July 16, 2017

摘自美国之音海峡论谈:台湾解严30年 蒋经国模式能否在中国复制?(2017年7月17日 01:39

1987年7月14日傍晚,前台湾新闻局局长邵玉铭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戒严状态解除。”当时做出台湾解严这个历史决定的已故前总统蒋经国曾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今后只有国家、民族与三民主义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政府在哪里,法统就在哪里。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三十年后,当两岸民众关注刘晓波逝世的新闻并一同回望台湾解严这段历史之际,有许多人发出了共同的疑问,那就是:蒋经国模式能不能在中国复制?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成为蒋经国第二? 《海峡论谈》邀请当年亲身参与历史的前台湾新闻局长邵玉铭与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深度对谈。

邵玉铭首先在海峡论谈节目中表示,当年能够代表政府宣布解严,他感到非常荣幸,当时的心情非常感动,他认为这是一个顺天应人的决策,如今回忆起来,仍感到非常欣慰。

邵玉铭分析当时蒋经国为何决定解严,他说:“到了1987年,国民党已经统治台湾40年之久。这40年来政治是安定的,没有政变,没有流血。经济是繁荣的,我们的知识水准非常的高。大家对政治民主化有共识,所以这是时代的潮流。我记得在1986年9月民进党组党的时候,蒋先生在国民党中常会讲,他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我们国民党要随之有新的做法,来迎接这个变局。

邵玉铭进一步说明,蒋经国知道当时的台湾面临内忧外患,就好像是一个压气炉,如果不放掉一些气,这个压气炉会爆炸。蒋经国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反对的势力逼到走向革命,另一个就是把反对力量拉入体制内做改革。蒋经国最后决定要做一个改革者。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为止,台湾没有流血的政变,不像韩国。第二点,经过蒋经国40年在台湾的治理,他培养了党内以及政府各机关高级的干部,这些人都是学识丰富,几乎都有国外的工作经验或留学的历练,所以这些人知识水准很高。这些干部无论是在党内或是政府,都可以充分的执行蒋经国的政策。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蒋经国是一个政治强人,他拍板定案。在那以后,以及在大陆的邓小平以后,没有政治强人,没有谁可以拍板定案。所以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蒋经国最后决定宣布解除戒严。

接着邵玉铭也补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反对党的成立和发展,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当时在戒严时期是可以解散的,但是蒋经国没有这样做。蒋先生在解除戒严前的两个月,就是1987年的5月,他释放了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犯人,向民进党示好。而且蒋经国还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情,蒋经国说,“台湾的人民都是好的,否则会革命的。”这个时间的掌握,对整个国际以及国内的发展的势力,力量的衡量,再加上他年事已高,他就像是一个乐团的指挥。大家都想把音乐演奏的很好,但是指挥还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是导致台湾政治民主化能够成功的原因。

邵玉铭最后在海峡论谈节目中表示,“孙中山先生很多年前讲的话是非常正确的。他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想请问中共当局,一党专政是时代潮流吗?不久之前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时候引用了刚刚所讲的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我希望大陆能把这句话听进去而且能做得到。我认为既然在台湾的中国人,在香港的中国人都可以支持自由民主,大陆人没有理由不能够走向政治民主。”

习近平曾引用蒋经国常说的名言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并且跟蒋经国当年一样展现亲民作风与打击贪腐,究竟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成为蒋经国第二?更多有关蒋经国与习近平两人的比较,请看海峡论谈0716完整版

德国之声 | 台湾解严三十年 中国民主能否有契机?

July 16, 2017

日期 16.07.2017

7月15日,台湾迎来民主转型标志性事件“解除戒严三十年”,而就在此前两天,中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服刑期去世。 三十年来,台海两岸经历完全不同的发展里程,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政治生态。

 

(德国之声中文网)30年前的7月15日,台湾当局长达38年的戒严令终于解除,从那一天起外汇不在管制、人民可以自由组党结社,宣扬其他其他政治思想等也不再视为犯罪,台湾的自由年代正式起步,尔后也促成了民主化,直辖市长与总统先后正是民选,人民权力开始拥有权力。

而在30年后的7月15日,中国沈阳一处焚化炉,将病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体被迅速火化。随后,刘晓波的骨灰洒在大海中,官方表示这是"当地风俗",刘氏家族甚至出来召开记者会,对此表示这是尊重家属遗愿,感谢共产党的"人文关怀",随后匆匆离去。

这些画面与说法,让台湾人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曾几何时的戒严时期,许多台湾人因为争取自由,而被当局不明就里、或栽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到自然"病死"甚至当场"枪决",随后被当局政府自行宣布疑犯"有悔意",面对接受"法律制裁"。如今台湾人再度看到这样的景象,只会更加深认为"绝不能回到那个年代"。 30年前与后,台湾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截然不同。

 

曾经的白色恐怖

 

台湾的戒严令始于1949年。1947年时,国军与共军在大陆战场交战,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家进入"动员戡乱",动员即全国总动员、戡乱即是戡平匪乱。然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最后被迫撤退到台湾后,随即发布全台湾戒严令,从此让台湾的自由思想受到束缚,白色恐怖时代的冤狱不计其数。

直到1970年代后,国际局势风云变色,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台湾的党外势力日渐蓬勃,主张要求解除戒严声浪日益高涨。 1980年代过后,台湾的抗议浪潮已然成熟,党外人士也在1986年自行组成民进党挑战当局,也让蒋经国决定解严还政于民。最终在1987年时,台湾官方新闻局长邵玉铭代表政府,宣告台湾地区38年的戒严令正式解除。

 

仍有困境待解决

 

至今30多年下来,台湾的自由与民主思想深植人心,尤其时新世代的青年,都认为这是他们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台湾纵使完成了许多政治改革,直接民选出自己的领袖,还是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的教授梁文韬,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台湾解严30年,现今想要走更独立自主的国家路线,但是跟30年前相比,中国因素的改变很大。目前中国已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思想控制却日益严厉。除在国内完全控制舆论外,海外的收买人心也在持续,不少台湾、香港的媒体,或多或少都有中国资金或是影响力在其中。如何与中国这个"巨兽" 相处,关乎到台湾民主的未来。

 

三十年下来,台湾的自由与民主深植人心。图为台湾第四任民选总统,也是首位女总统的蔡英文

  

刘晓波病逝中国民主受挫

 

而从中国角度来看,刘晓波的过世,无疑更让中国的民主自由脚步遭逢巨大打击,台湾解严当时担任的新闻局长邵玉铭就认为,中国的方法相当"不聪明"。他向本网表示:"其实当初就请太太领诺贝尔奖,然后刘晓波有求医的需要,就让他出国,就像一般民运人士对待即可"。可是到最后,中国当局关押他到病情不能拖延,被检查时已经是肝癌末期,他认为中国就像"抱炸弹在自己怀里",最终只能落人口舌。

面对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否还有民主自由的契机?梁文韬自己则表示"很悲观",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喜好权力斗争"。梁文韬说:"中国的百年建设小康社会"理想已经消失,他们现在做事不考虑正当性,"只要我活得下来,所有手段我都可用,包括陷害、栽赃,他们高层就是在彼此猜忌,然后看谁先下手,坦白说,就是回归山林的丛林政治"。

 

 "中国定型的国际观"

 

邵玉铭则说,中国领导人要思考的是,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下,人民教育水平一定不差,不闭关自守,广纳开明的知识份子才是第一要务:"当时我们政府部会首长几乎9成都是留学欧美归国的博士"。话锋一转他也说:"你看看中国的各级官员,外交部官员,有哪几个是国外留学回来的?都是党校教出来的,国际观就是'中国定型的国际观'。"

而今,外界都在高度关注的是,今年中国的十九大,是否会有更清晰的第六代接班轮廓。但专家们都认为,中国的不定性因素太多,除非国家发生重大天灾,如饥荒等,否则未来中国的高压统治,权力不下放人民的态势依旧明显。梁文韬表示:"中国人民的自主意识觉醒才是最重要,由下而上的逼迫自古以来都是政治演变的法则"。

凯中(台北特约记者)

郑仲岚:台湾解严30年 那个代蒋经国宣布解严的人

July 15, 2017

博谈网2017-07-15 21:02

来源: BBC 

作者: 郑仲岚 

三十年前7月14日傍晚,台湾时任新闻局长邵玉铭缓步踏进新闻局记者室。超过二百名中外记者已经到场,静候政府宣布消息。

“奉总统令,宣告台湾地区,自76年(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严。”

尔后30年间,台湾组织政党参政不再是犯罪、各式书籍与思想得以流通,1996年起正式直选总统。2000年与2016年皆顺利完成政党轮替,新一代的年轻人享有民主、自由与人权,并认为这是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台湾解严满30年之际,邵玉铭回忆起当时的处境,还是有些不可思议。邵玉铭回忆:“当时13日我接到总统府副秘书长电话,要我14日下午六时宣布解严,我一度不敢相信。”

虽然解严一事先前政府早已定案,但就常理而言,这种重大决策都要由总统宣布,留美多年的邵玉铭,也知道白宫都是这样处理,随后他婉拒,认为还是总统蒋经国亲自宣布较好。

然而过不久,副秘书长来电又说“总统说你宣布就可以了”。就这样,邵玉铭成了末代戒严时期,同时也成为解严后首任新闻局长。他补充,他宣布解严时讲了句“奉总统令”,是他自己加的。

顺势而为

但邵玉铭也说,台湾的解严过程绝不仓促,而是在世界大势下有条理地决定,当年的戒严令不外乎是为了反共反渗透。然而从70年代中期后,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各国纷纷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当初的“匪权”被扶正,中华民国的长年威权统治与自主性被质疑。

台湾解严前,党外运动已经形成,《美丽岛》杂志和成员是重要的力量

就在这时,党外的民主运动也蓬勃发展,各种要求解严的声浪不断,后来党外办杂志、报纸蓬勃,政府抓不胜抓,尤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国际审判,更是让台湾人权受到世界注目。随后,蒋经国就审慎思考解严的可能。

1983年回台教书的邵玉铭,先前在美国待了20年,他回忆在美国时,美国学者都把中华民国称作“right-wing military dictatorship”,意即“右翼军事独裁政权”。

分析:如今中国与戒严时期的台湾有可比性吗?

 

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长年研究民主化发展的李酉潭对BBC中文表示,很多人会觉得中国目前处在台湾30年前的解严前状态,经济快速成长,但这是不对想法。

李酉潭说明,台湾过去虽然是威权体制,但还是有县市长跟立委增额选举,党外有地下杂志跟地下电台。但在中国完全不准出现,已经到了极权体制巅峰。中国共产党就是以“万世执政”作为依归,没有想把权力赋予人民的意思。

但李酉潭也认为,随着科技日新月异,自由浪潮还是会持续拍打中国,“自由不是浪而是像风一样了,中国再紧缩言论管制它还是有空隙钻进去”,未来十年内的中国政局变化值得关注。

直到回台湾后,邵玉铭才发现戒严真的早不合时宜。再加上当时戒严的管制已经比50、60年代还要宽松,县市长跟增额立委都可以正常选举,实质的军事戒严也名存实亡。

甚至到1986年民进党自行宣布成立时,蒋经国也没指示警总(警备总部)抓人。他回忆当时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的发言“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进入新闻局任职后,邵玉铭即被蒋经国要求研究解严时机。

一人说了算

回顾当时台湾解严相对顺利,没有遇到太多阻碍,邵玉铭认为当时蒋经国的权威没人敢挑战这点很重要,他说“中华民国开国以来两人说了话算数,就是蒋介石与蒋经国”。

邵玉铭提到当年蒋经国的想法是:“大家反抗政府,那就开放你们参政,大家一起堂堂正正进入国会议事。”

他表示,当时蒋经国身为一代强人,外面也有强大反对党在成形,人民与政府间都有共识,才顺势让台湾解严,而且没有发生任何动乱。

蒋经国宣布解严,是台湾历史的转捩点

邵玉铭形容,当时解严就是“顺势而为”,蒋经国来台湾将近40年里,早就非常了解台湾民情,当然也深知台湾民众对于公民权益的追求。甚至蒋经国曾跟当时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说过:“台湾老百姓已经很好、很善良了,否则再这样(指戒严)下去他们要革命了。”

加上当时许多留美留欧教书菁英,纷纷回国效力,他们长年吸收国外的民主思想,早就已经有经验跟学养,解严已经是个整体氛围下“一定要去做的事”。也因此当蒋经国决定解严,官方也都在等待他拍板定案后,放手去拟定一连串地党禁、报禁开放。

台湾解严后,踏上民主之路。1996年是台湾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

再来是当时蒋经国开放解严时,也从没有插手管制,让当时的新闻局长邵玉铭大胆全都开放,“蒋经国很尊重我们的学识,因此我比照欧美国家,全都开放报禁、出版,甚至帮流行音乐办了金曲奖,都是我在美国生活的经验。”

而面对解严三十周年,邵玉铭回想起来还是很光荣:“曾有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我,解严成功了吗?我回答,放眼全世界,我们解严没有造成国家动乱、军队政变,并且实施民主改革,投出自己的总统,这个答案我想不用说。”

当然,他也开玩笑说:“常有人骂我们立法院会打架闹事,但这也是他们可以闹得最大极限了,我们不像中国或是韩国,他们是曾经把坦克车开上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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